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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事实上，这些特征不可能界定任何民族，它们是我们描述民族时可参考的因素，但没有任何民族能够完全符合这样的标准。

如果平潭岛实验能成功的话，对将来放大的台海两岸的政治整合是有启发的，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国两制的模式，而是共享政治特区的模式。从早期英美的混合政体与合众国之主权国家到日渐成熟的宪政框架、个人自由，当然其中也有革命，但革命之后的保守主义的宪法守护，这一系列政治技艺，成就了不列颠帝国和美利坚帝国，至今主导着世界的格局，这是一个主流的路径。

但为什么又提到这个叙述也不是很需要了？今天真能提出另一套叙述去取得正当性，而能完全与上一个历史叙述相悖吗？──我不是说这样一套新论述是更好或者更坏。但是英美代议制的理论，虽然不那么漂亮，却温和地产生了人民出场和在场效应。前面所说的最高立宪原理，虽然一方面要通过立宪形成公共理性，但另一方面，核心价值不是单纯的制度化产物，价值甚至先于制度。我们认为宪法要研究真实的政治状况与法权状况，端洪的确是做到了这一点。宪法是人民的安魂曲，宪政是一门安民术。

第一，宪政具有双重的功能，一是赋予国家权力以正当性，将各自分散的政治力量整合为统一的国家意志。我先讲两三句具体的感受，然后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澄清。即使到1982年4月3日、5日、8日、17日、21日，经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连续五次修改的草案，以及随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稿中，也只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仍然没有这项职权。

而根据彭真的主张，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就存在一个宪法委员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制内无法解决其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系的问题：宪法不是争论问题，而宪法委员会正是一个存在重大争议的问题。彭真还说，开政治局会时，我向耀邦说，过去考虑过。当然，这个委员会最终未能设立。（5）1982年宪法的制定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它的着眼点在于建立和完善各方面的制度，或者可以说，这是一次定制度的立宪活动，而制度确定后的监督实施虽然也受到重视，但显然没有被放到与定制度同等重要的位置，不然，宪法和法律的执行就不会出现几十年来被广为批评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消极现象了。

进入1982年5月后，在全民讨论和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宪法修改草案中，很多方面要求改革宪法监督制度，代表性的意见之一还是要求设立宪法委员会，但是，这些意见没有被采纳。①不仅如此，在这个阶段，各方面所讨论的内容甚至还涉及中央与地方要不要分权、要不要搞三权分立、宪法要不要写序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否成为指导思想、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实行什么样的民族区域自治、要不要搞司法独立和法官终身制、要不要取消检察机关等等重大问题。

（3）审查和处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领导人的重大违宪行为。这个规定实际将宪法监督的职权交给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②根据他的笔记记载，1982年10月9日下午，彭真与胡绳、王汉斌、张友渔、龚育之、项淳一、顾昂然谈修宪问题。应当说，增加全国人大监督宪法实施，也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在这个阶段，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由胡乔木担任。综合上述背景和各方面的情况可以发现，在1982年宪法制定过程中，宪法委员会实际是一个不具备产生条件的方案。说明：1、参考了南斯拉夫宪法第384条，该条规定：南斯拉夫宪法法院如果确认：联邦、共和国或省的法律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不一致，或者共和国或省的法律同联邦法律有抵触，则将作出裁决加以确认，并将裁决提交主管议会。不少人建议设立专门的权威的机构来监督宪法的执行，这个机构可以称宪法保护委员会、宪法监督委员会、宪法法院、行政法院或者其他名称。

但是，由于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和其他任务很忙，可考虑另成立一专门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委员会，负责审理重大的违宪问题。对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违宪的，要有具体条款加以解决。

宪法委员会为什么能够再次出现呢，是彭真的主张还是秘书处工作人员的主意呢？我们无从得知。他说：是不是搞一个有权威的机构来监督宪法的实施？外国有的是宪法委员会，有的有大法官，像美国、巴基斯坦就是大法官。

（4）1981年1月9日、10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邀请外地专家来京座谈宪法修改。由于许崇德参加了那次修宪的具体工作，其回忆的客观性当勿庸置疑。例如可为九人，要选那些德高望重，身体健康的人参加，使宪法委员会真正成为有权威的机构。（3）1982年宪法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几年后制定的，那时候的政治和社会情况仍然存在相当复杂的因素，虽然文革已经结束，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呼声日高，但谁又能说文革的结束必然意味着宪法的权威变得至高无上呢？（4）自1980年就开始的宪法修改，实际相当于重新制定一部宪法，其所涉内容大到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小到公民的一项具体权利义务，千头万绪，宪法委员会虽然重要，但在整个国家机构体系中，即使要设计，也只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的一个组织，在那样一个纷繁浩大的背景中，尚不能说是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其中，第82条最重要，现实录如下（条文及备用方案用宋体字标出，说明用楷体字标出，以下同）：第八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理违宪问题的机关。第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1）对于违反宪法的法律、法令可以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复议。

河南的王司唐、地质部的孙大光、上海的刘奎三位代表说，宪法没有提出具体保证措施，应当增加防止违宪的内容和规定。为什么是与顾昂然一个人谈呢？会不会是彭真想了解更多动议的背景、细节以及其他情况呢？而在彭真与顾昂然专门谈宪法委员会的四天后，即11月14日、17日、21日的宪法讨论稿中，宪法委员会的设计已被取消了，代之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

这些意见在7、8月份被陆续报送给彭真，引起了彭真分外的重视。而在胡乔木担任秘书长的这个阶段，对宪法修改的讨论空前活跃，所涉及的诸多内容即使在今天看来都是十分大胆甚至令人惊心的。

按照他的这些主张，对宪法内容的讨论才走上了寻求共识的轨道，宪法的修改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了。参考文献：［1］肖蔚云：《论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是彭真不了解秘书处设计宪法委员会的情况吗？肯定不是。民进党中央建议，人大常委会设立宪法监督检查委员会或纪检会，从中央到省市、自治区都设立这个机构，监督宪法实施，宣传维护宪法尊严，检查处理违宪事件，从组织上保证宪法不折不扣地实施。西藏代表团就提出，宪法通过后能否贯彻执行，还很难说。第三，从宪法委员会在几次讨论稿章节条文中的不断变化，可以分明感受到秘书处的煞费苦心和几番辗转，但又始终没有找到最好的方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设计自始至终都存在难以解决的争议点，这个争议似乎先天决定了宪法委员会设计不可能有存在的空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邓小平没有谈宪法委员会，当然也可能是这个问题尚没有引起他的重视，并不意味他就持反对态度。

即使同意宪法修改草案第65条有关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规定，一些地方也认为这个规定过于笼统，难以落实。宪法修改的第二个时间段，是1981年7月中旬到1982年底，此间，彭真接替胡乔木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

但不管设立与否，宪法委员会这个名称本身就有令人震撼和遐想的力量，以至无论时人还是后人对那段讨论都给予了不同寻常的重视，一些史料也因之而陆续披露出来。彭真还特别强调，宪法不是争论问题，而是把可定的定下来，要尽量避免引起争论，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而秘书处在讨论4月1日的第三次讨论稿时，对于拟设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委员会，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宪法委员会的地位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当，仅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专门负责审理违宪问题。三是，从内容上看，宪法委员会的方案在起草的时候，就存在一个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相比地位孰高孰低的争议，而后来的情况表明，这个地位高低的问题是直接决定宪法委员会能否设立的关键性问题。二是，宪法委员会一开始就是由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提出和起草的，而不是来自哪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政党的意见或者建议，至少已有的档案资料没有证明哪个政治人物或者政党那时在推动宪法委员会的设计。所以如果整个国家宪法的每一个条文，从每一件国家大事以至到每一个公民的自由权利都由一个专门的机构来保证，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内，宪法委员会的设想是何时提出的，又是由谁设计的呢？设计的又都是什么样的方案呢？按照当时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人员许崇德先生的回忆，1981年2月28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起草了一个《宪法讨论稿》，这个讨论稿增写了第五章，共六个条文，专门规定保障宪法实施和宪法修改的内容。天津市提出，只规定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不够，还应在方法、程序，特别是对违宪行为的处理工作做出具体规定。

天津的张初阳代表建议，增加一章，专讲宪法的监督和实施，规定监督的原则，监督的内容、方法和程序。但在1981年到1982年的整个修宪活动中，彭真几乎每隔几天都与秘书处或者身边工作人员讨论宪法修改，邓小平如果在1981年，哪怕是1982年的早些时候表达了他的这一意见，彭真为什么又到1982年的10月9日才披露出来呢？其实，细节问题在这里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根据顾昂然的记录，邓小平的意见在这里与刘政先生的说法相互印证了，可以肯定的是，邓小平是不赞成设立宪法委员会的，很坚定地不赞成，而且，胡耀邦也不赞成设立这个委员会。

说明：1、关于宪法委员会的人数，规定为十五人，这参考了国外的宪法保障专门机构的人数。胡绳接着说：对，只是有些国家有，苏联就没有。